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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加坡的領導人如果能夠和中國領導人用華語溝通，是可以為新加坡帶來一些優勢的。拿我自己來說，如果不說華語，我不會跟蔣經國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，新加坡的軍隊也不會在台灣訓練。蔣經國和我有很深的交情，在將近二十年間，我對他非常了解。我發現他是一個誠懇、正直的人，他對我也推心置腹。（蔣經國偕李光耀走訪金門民俗文化村。文化部國家文化資料庫）在中國的正式場合討論一些重要事務時，我會講英語，但當中會使用華語。在一九九四年十月，我和江澤民主席有過一次熱烈的討論，談的是台灣問題。那年五月初，台灣李登輝總統在新加坡停留，要求吳總理代為向江澤民主席提議，讓中國、台灣和新加坡︵新加坡只持象徵性股份︶聯合設立一家國際船運公司，處理中台之間的貿易。所有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貿易的船隻都將歸屬這家公司。李登輝希望把新加坡作為緩衝使他們得到尊重。吳總理致函江主席傳達這個建議，江主席並沒有接受。後來，我和吳總理決定提呈一份新加坡的建議書，一九九四年九月中，我在台灣同李登輝總統會面時，他贊成這項建議。幾天後的十月六日，我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江主席。他說：「我有翻譯員，但是我們別浪費時間，你就說英語好了，我聽得懂。而我說華語，你也能聽 。懂。什麼不明白的，我的翻譯員可以幫忙。」我們的確省了不少時間 。（1994年江澤民會李光耀，談話中對李登輝非常生氣。時報出版提供）江澤民提及李登輝當年四月接受日本小說家司馬遼太郎的訪問，李把自己比喻成摩西，要率領他的人民走出埃及到許諾之地（promised land）。江澤民對李登輝這些話非常生氣，滔滔不絕地說了很久，慷慨激昂，他的立場嚴肅認真，信念堅定。所以我認為講華語能夠在我和中國領導人之間營造某種融洽關係。在早期當他們對美國以及西方世界還缺乏足夠了解的時候，江澤民會邀請我出席晚宴，談論外部世界的事情。他會抓住我的手問我：「跟我說說西方對我們的真實看法！」我告訴他，「如果我是你，每次他們來中國的時候，我不會展現所有成功的地方。我也會讓他們看不成功、落後的地方，這樣顯示中國還大有改進的餘地。」（2007年，胡錦濤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李光耀。新華社）不過，從江澤民到胡錦濤，現在他們與美國打交道，不再需要我們做中間人了。胡錦濤有不同的個性，他不會抓住你的手，然後問：「你覺得呢？」李顯龍總理告訴我二○○九年APEC新加坡會議的晚宴上，胡錦濤坐在他的旁邊，用華語交談，完全放鬆，跟正式會議致辭時完全不同。因此，華語創造了一種不同的關係，我們懂得華語顯然是一個優勢。當我們在北京的使館用英文發回他們與中方官員或部長們的討論，一些關鍵的字眼他們會使用中文，這樣我們能夠了解他們說的確切用詞。你看，這就是特色。如果我們根本不說華語，我認為彼此間的關係將變得更加正式，更有距離感。但是，在新加坡，如何尋找下一個曾經學過十二年華文的總理呢？華校已經不存在了。你可以找到特選學校畢業、在北大或清華待了一兩年的，有語言能力，但文化背 景不同。就像中國前副總理吳儀跟李顯龍總理說「步步高升」，總理的回應「高處不勝寒」是很自然的，因為他讀過這些典故，不是他學來回答問題的，是他的華文文學知識的一部分。但即便是總理，當他談預算案時，必須提前複習所有的技術辭彙、金融辭 彙。國慶群眾大會的演講，他可以充分地掌握語言。但他還會為一些要點和關鍵字眼作好準備，先與新聞祕書陳懷亮討論正確的用法，最後再修飾。（能講華語，讓李光耀與中國領導人溝通毫無障礙。圖為1978年鄧小平訪星，李光耀親自接待。時報出版提供）年輕的領導人、國會議員，他們各不相同。其中一些錯過了雙語教育，比如張志 賢、黃永宏、楊榮文，他們努力地學習華語，前外交部長楊榮文現在已經非常流利，他 會講流利的潮州話，能夠把潮州話轉換為華語。他也有很多對外的聯絡，所以水準提高了。張志賢交談時很流利，呂德耀也是把廣東話轉為華語。這些都是相當快的進步。當然，像顏金勇、傅海燕、李奕賢等年輕部長，他們有比較強的華文背景。許文遠雖然有檳城閩南語的口音，但華語非常流利。所以每當政府必須處理華文華語課題，我們會選擇那些華語流利的同僚，從社會層面和正式層面去進行解釋的工作。我認為未來的下一代領導人都會是雙語，聽、講流利，儘管他們不能寫，但他們可以讀，這就夠了。其實早在十多年前，我便主持了一系列「華語午餐會」，部長們同受邀的賓客以華 語交流，討論時事及民生議題。內閣舉辦這樣的活動，就是希望能消除英校出身的部長們用華語談論嚴肅課題的心理障礙，也讓他們熟悉流行的新辭彙，能在一些場合派上用場。不過，參加午餐會的部長們在交流時，都表現得很謹慎，他們不是很習慣用華語談論時事。華語雖然會給新加坡與中國的政治交往帶來一些優勢，但是一些中國人也會對我們 產生不切實際的期望，認為我們會講華語，就應該認同他們，站在他們一邊。他們會問，大家都是華人，你為什麼會去支持白人？因此，其中關鍵的因素是血緣關係，而不僅僅是語言。（李光耀曾祖父在廣東的故居，現在已是文物保護單位。中文百科在線）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曾問我會不會去訪問祖籍地。我說不會。如果去，我在東南亞就有麻煩了。菲律賓的阿基諾夫人、泰國的達信的情況不一樣。他們承認自己的華人血統，然後到中國家鄉去參觀。但我是在東南亞管理一個華人占大多數的國家，有 兩個馬來回教鄰居，一直對我們心存懷疑。鄭必堅理解我的話，他說，沒問題。中國政府翻新了我曾祖父的老房子，他們給了我一冊影集，房子外面寫著：文物保護單位，現在已經成了一個旅遊景點。我的弟弟去參觀過，雖然我不再是總理，但我還是不能去，尤其是現在更不能去，因為我們和中國的關係已更密切，我們也吸納了這麼多的中國新移民。吳作棟曾去看了 他的中國鄉下老家，但他的情形不一樣。我是全世界唯一一個華人為主的獨立國家的第一任總理，馬來世界對這一點很敏感。即便沒有這些，他們仍然懷疑我們。你為什麼得到兩隻熊貓？馬來西亞比我們更早地向中國提出要求，他們沒得到，我們得到了，因為，我們幫助中國很多，給他們很多經驗的傳授。＊本文選自《我一生的挑戰：新加坡的雙語之路─李光耀回憶錄》（時報出版）第七章（本系列結束）全文網址: 《我一生的挑戰》選摘（3）：領導人懂華語的優勢Powered By StormMediaGrou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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